戴季英（戴季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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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说永不录用戴季英，从那以后他在干吗？英戴

毛主席说永不录用戴季英，1952年2月12日中央对其开除了党籍。季陶不久之后，戴季被判入狱15年，英戴从此淡出的季陶人们的视野。1984年4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予以平反，戴季恢复党籍和省级干部待遇;1997年11月29日在郑州病逝。英戴

戴季英(1906-1997)，季陶男，湖北红安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领导黄麻起义，为重建后红25军第74师政治委员，1933年4月任军政委员兼74师政治委员。长征中任25军政治部主任、军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开封市委书记。

戴季英早年履历：

戴季英(1906年2月28日-1997年11月29日)，又名继英，1906年2月28日出生于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县)檀树岗戴世英村，家庭比较富裕。他先后就读于武汉启黄中学、武汉省立第一中学，较早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1926年7月，年仅20岁的戴季英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武汉三镇知名的学生爱国运动领袖。1927年2月，作为武汉省立第一中学进步学生，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洪流。

1927年6月，戴季英受党委派，回家乡参加发动农民运动，担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代理书记。9月，中共黄安、麻城两县委发动了"九月暴动"。戴季英负责领导黄安各乡暴动的宣传与组织工作。11月初中共鄂东特委决定武装夺取黄安城，戴季英当选黄麻起义总指挥部成员，同时兼任七里坪农民义勇队总指挥。11月13日晚10点钟，黄(安)麻(城)两县的3万余起义农民，浩浩荡荡地向黄安进发，14日凌晨4时一举突破城垣，歼灭了县警备队，缴枪100余支，活捉了县长贺守忠、司法委员王治平和一批土豪劣绅。

11月18日，大别山区的第一个红色政权--黄安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了，黄、麻两县的农民自卫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不久，由于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吴光浩、曹学楷、吴焕先、戴季英率领大部起义武装，到湖北黄陂县木兰山区坚持游击战争，由王树声率领少数人在黄、麻北部坚持斗争。

1983年，刘华清视察海军时大怒：我是海军司令，不是旅游局局长

2011年，一位95岁的老人在满心的遗憾与期待中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遗憾是因为他没有能够看到属于中国自己的航空母舰下水服役，期待则是中国马上就能够拥有自己的航空母舰了。

这位老人就是原海军司令员刘华清将军，他曾经说过“如果中国不建造航母，我死不瞑目！”

他被誉为“中国航母之父”“中国现代海军之父”，但就在“辽宁舰”下水服役前夕，他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大公无私的刘将军是1982年8月出任海军总司令的，在上任之初他就开始了视察整个海军部队的行程，在视察到烟台基地的时候，刘华清将军却罕见地发起了火，说道：“我是海军司令，不是 旅游 局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刘华清1916年出生于湖北大悟县，1930年12月参加了工农红军，1934年11，他就跟随红二十五军参加了长征。

对于红二十五军，毛泽东等人的赞誉颇多，当年在长征路上他就得知了陕北有刘志丹、徐海东的红军，在那里有自己的根据地，最终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选择到了延安。

周恩来曾经说过：“徐海东的部队先是把东北军打垮了一个师、一个旅，后来又打垮了他们一个师，于是东北军不愿意内战，要求抗日”，邓小平也曾称赞红二十五军长征北上的路线是正确的。

18岁的刘华清当年就跟着红二十五军一起走过了长征，在长征之初，刘华清所在的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被编入了红二十五军。

在鄂东北三年多的艰苦战斗中，刘华清一次又一次地躲过了国民党军队的搜捕，数次死里逃生，极大地锻炼了他坚强的革命意志和百折不挠的战斗精神。

编入红二十五军后，刘华清很快就得到了军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的称赞，没过几天戴季英就宣布了刘华清担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组织科长的决定。

11月17日，在击溃了国民党追兵后，红二十五军迅速越过了平汉铁路，由于后有追兵，部队天天急行军，连饭也顾不上吃，有几名小宣传员疲惫不堪之际发了几句牢骚，有人就打小报告说他们要叛变投敌。

戴季英不敢大意，让刘华清先将几人抓起来送到保卫局，刘华清明白大家都是穷苦人出身，天天吃在一起睡在一起，根本不可能叛变投敌，因此并没有执行戴季英的命令。

戴季英一怒之下直接撤了刘华清的职，又让别人将那几名宣传员抓了起来，刘华清看到朝夕相处的战友蒙冤，就在军政委吴焕先跟前反映了这个情况，最后这四个人都放了出来，刘华清虽然丢了官，但却保下来四条命，在他看来是非常值得的，虽然被罢官，但刘华清的工作能力还是非常出色的，不久之后他又被任命为军政治部宣传科长。

11月26日下午，红二十五军的指战员们穿着单衣急行军，进至河南方城县独树镇附近时，突然遭到了国民党第四十军一一旅和骑兵团的伏击，突如其来的伏击让大家有些发蒙，毫无准备之下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当时天寒地冻，很多战士手指头都冻僵了，枪栓都拉不开，零星的枪声根本挡不住敌人的进攻，前卫部队只能边打边撤。

危急时刻，赶到前卫的吴焕先政委临危不惧，命令前卫部队无论如何也要顶住，随后他从身边的交通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大喊一声：“共产党员都跟我来！”说完一马当先地朝着敌阵冲去。

刘华清此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听到吴焕先的话后立即抽出大刀也跟了上去，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副军长徐海东带着增援部队从后面赶来投入了战斗，经过九个多小时的恶战，红二十五军时而反击、时而冲锋、时而被迫转入防守，突围了三次都没有成功。

在激战中，刘华清不慎被一颗子弹击中了左小腿，血流不止倒在了地上，他只感觉左脚麻木动也动不了，简单包扎后从火线上抬了下来。

天黑后，风急雨大，红二十五军只能先行撤离，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剿必须争分夺秒，部队急于行军，戴季英看到刘华清走不了，就传下话来让给他找一户可靠的贫苦人家留下来养伤，再给他一些大洋作为安置费。

刘华清听后直接找到了戴季英，坚定地说道：“我要跟着队伍走，哪怕是给100块大洋我也不留下，死我也要死在红军的队伍里！”

听到刘华清的表态，戴季英十分为难，说接下来的急行军主要靠的就是双脚，你的腿受伤了走不了咋整，刘华清听后也不知该怎么办，好在军政治部秘书长程坦得知后把自己的马让给了刘华清，带上了他一起转移。

因为敌军前后堵截，部队只能选择人烟稀少的山路行军，崎岖的山路上人不能骑马，刘华清只能拽着马尾巴一步一步地挪动，没多久后战友陈先瑞又受伤了，他就把马让给了陈先瑞，自己找了个拐杖咬牙跟上了队伍。

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进入了甘肃静宁县回民居住区后，那些百姓忍不住有些惶恐，刘华清立即组织印刷了大批的传单和布告，宣传红军的“三大禁令四项注意”，严令部队遵守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

红军部队秋毫无犯，这在那些回民百姓看来很不可思议，很多人都称赞红军是“仁义之师”，还有几十个回族青年报名参加红军，当红军离开时，回族百姓们敲锣打鼓地欢送他们，盛况空前。

9月15日，红二十五军抵达陕北永坪镇，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在接下来的劳山、榆林桥战斗中歼敌一个师，俘虏5500余人。

看到红军打了胜仗，广大群众斗志昂扬纷纷要求参加红军，加上俘虏来的东北军人数很多，为了提高战士的素质，刘华清天天给新战士们宣传红军思想。

天天如此讲，刘华清看到效果不是很理想，就想着能不能把红军的纪律编个歌，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也能让大家记得更清楚。

耗时数天，刘华清和程坦将红军纪律编成了歌曲《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在各个部队之间传唱开来，直到今天这首歌仍在军营当中传唱，那气势磅礴的曲调、朗朗上口的歌词，让人记忆犹新。

抗战期间刘华清担任了平原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先后参加了七亘村、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百团大战等战斗，1945年起担任冀鲁豫军区第六军分区副政委。

解放期间率领部队参加了上党、邯郸等战役，随后跟随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后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1949年6月担任二野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为解放和建设大西南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军政干部。

1952年5月，刘华清被调入大连海军学校担任副政委，1954年8月他被派遣进入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学习海军专业理论和高级指挥学，4年之后学成归国担任海军旅顺基地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此后一直在海军和国防科研部门任职。

1975年5月3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政治局会议，和海军政委苏振华说道：“管海军靠你，海军要搞好，要让敌人怕，要不然我们的海军只有小拇指这么大。”

5月15日，苏振华将毛主席在5月3日对海军的指示经过讨论后形成报告递给了毛主席，报告上写道：

……要想解放台湾，特别是反对敌人来自海上的侵略，力量还差得远，这固然有多方面原因，但主要还是我们工作做得不好……我们要努力把海军各项工作搞好，力争在十年左右建成一支较强大的海军，绝不辜负主席的期望。

毛主席阅完后，在报告上批示：同意。努力奋斗，十年达到目标！

根据毛主席的批示，海军党委立即召开了军级以上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对海军部队的十年发展进行了规划，于6月16日完成了一份《十年规划》。

当时刘华清是海军副参谋长，负责的是装备建设，加上得罪了一些人，并没有能够参与《十年规划》的编制，等他看到这份规划书时，已经是8月下旬了。

在海军期间，他阅读了大量中外海军建设的书籍，对于发达国家海军建设和装备技术有了很深的了解，也对海军建设有了很多的新认识和想法。

看完《十年规划》后，刘华清觉得这份规划指导方针混乱，只顾眼前不管长远，太急于求成，重视生产轻视科研；时而大计划、高指标，时而降低要求不敢采用高新技术，迁就落后，在重大问题上又拿不定主意。

此后数天，刘华清焦虑地睡不着觉，毛主席说海军要搞好，还要让敌人觉得怕，但按照这样的规划进行，敌人哪里会怕呢？钱花了时间也耽误了，十年的时间太宝贵了，他就想把自己的想法反映一下。

花了两天时间，刘华清将《十年规划》中他的一些看法以及对海军建设的建议写了出来，取名为《关于海军装备问题的汇报》。

9月3日，刘华清将这份报告的送到了军委副主席邓小平和毛主席那里，为了说明自己的意图，斟酌一番后他又给邓小平和苏振华写了两封信，希望他们能够认真考虑一下自己的意见，邓小平在看完刘华清的报告和信后，第二天就做出了批示：振华同志，请你考虑一下，我看有些意见值得重视。

《十年规划》是苏振华负责审定的，对于刘华清的建议他认为“既有可取的地方，也有些不合实际的想法”，但他的意见是规划已经上报并且各部门都在安排了，不宜变动，所以原计划不能轻易改变！

刘华清的报告里提到的一些建议就这样被搁浅了，直到1979年邓小平重新提出了究竟要建设怎样的一支海军，在邓小平的干预下，海军建设逐渐进入了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1980年5月，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刘华清率领代表团访问美国，在参观“小鹰”号航空母舰时，那种规模气势和现代作战能力给刘华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网上的那副刘华清将军踮起脚尖观望的照片相比所有人都有记忆，就是那次访问美国时拍摄的，看者无不动容！

1982年8月，刘华清出任海军司令员，航空母舰在他心中的分量很是不同，我国是一个濒海大国，有300多万平方千米的海洋国土，随着海上斗争形势的日益严峻，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和舰载航空兵。

10月6月，上任没多久的刘华清就离开了北京下部队去了，这么多年海军基层发展究竟是什么情况他要亲自去看一看，1.8万公里的海防线、三大舰队的所有舰艇基地、机场码头、前沿哨所、岛屿要塞、直属军事院校、科研机构都在他的考察范围。

这一次大巡视总共耗时一年零两个月，将海军的现状摸了个透，1982年10月，刘华清考察了辽东半岛的海军部队和直属院校；11月上旬他又去了东海舰队视察；1983年2月，刘华清带队去了南海舰队；5月下旬到6月上旬他又去了山东半岛海军部队和院校视察；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考察了驻扎在广东、福建等地区的海军部队和院校；12月下旬考察了南京等地海军学校。

先后六次，前后一百多天，刘华清将部队的现状摸清楚了，在他执掌海军之前，就已经对情况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是当他深入基层，从内到外了解后，才真正明白了海军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1983年5月，海风习习，刘华清来到了素有“仙山琼阁、海市蜃楼”的蓬莱，在北海舰队和烟台基地领导的陪同下，刘华清直奔军港码头而去，到了那里后刘华清就看见一桩奇怪的事。

他指着远处两艘锚泊在航道上的舰艇，好奇地问道：“这两艘军舰为什么不进港靠码头？停在那里干什么？”

舰艇大队的领导听到刘华清询问，只能照实回答：“报告首长，潮水不够，得涨潮才能进港。”

刘华清听到解释后才明白，原来这里的港区航道水位太浅，舰艇必须要赶在涨潮的时候才能进去港区，不然就会像那两艘舰艇一样，搁浅在航道上。

刘华清听后觉得不可思议，他无奈地说道：“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蛤蟆大的这么一个浅水湾，有必要驻扎一个舰艇大队吗？乱弹琴！”

舰艇领导连忙解释说部队营区刚刚完工，就坐落在蓬莱阁风景区，这么好的一块地盘丢了太可惜了，所以才把港区选在了这里。

刘华清听后很是气愤：“我是海军司令，不是 旅游 局长！这样的军港能行吗？总不能打起仗来我再去跟敌人舰队司令说咱们别打了，潮水还没涨上来呢，我的舰艇都在港区里出不来，等潮水上来了再打，你们觉得敌人会听我刘华清的指挥吗？”

发火后的刘华清也明白海军存在的弊端，指示舰队领导：“这个舰艇大队必须裁撤，这块地盘也不能随便丢掉，都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了，至于当什么用，舰队和基地再好好开会研究一下！”说完之后刘华清就带着队伍朝着下一站出发了。

通过这次巡查，刘华清摸清楚了所有的病症准备对症下药，面对这样的局面，想要建设现代化海军任重道远，很多人都感到棘手，刘华清在海军举办的军级以上干部读书班上信心满满地宣称：开创海军建设新局面的 历史 时机已经到来，所有人都知道，刘华清要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

他先是将自己一年多来看到的问题以及对策写成报告递给了中央，随后又确立了中国海军接下来发展的战略理论，组织拟定了海军装备发展规划，对于部队的军事训练、基地建设、人才培养、装备革新等全方位改革。

除了这些之外，航空母舰一直装在他的心里，1984年年初在第一届海军装备技术会议上，刘华清特地提起了航母，他说：“海军想要造航母也有不短的时间了，但现在我们国力不行，看起来还要再等一段时间，但航母我们是必须要造的！”

1985年底，刘华清明确提出了“近海防御”的战略构想，海军的作战范围从原来的“以岸为主”改为“向海延伸”，这一战略构想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飞机飞行半径以外的区域兼顾不到，如何解决海战中的制空权问题非常关键，航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1986年，刘华清在听海军装备不领导汇报工作时，又一次提到了航母，他说道：“航母总是要造的，到2000年航母总要考虑，发展航母可以先不上型号，但是预研必须要搞起来，苏联搞了30年，刚开始的时候在造航母上也有不同意见，但他们还是干起来了，现在看来，防御也要航母才行！”

1987年3月，刘华清在给总部机关汇报海军装备规划时提到了两大问题，一是核潜艇、一是航空母舰。

对于航空母舰，刘华清认为海上机动舰队如果只有驱逐舰、护卫舰和潜艇，没有空中掩护很难到岸基飞机作战半径以外的区域执行任务，这样一来需要建设的岸防基地非常多，耗时耗力，只有发展了航母，将驱逐舰和护卫舰作为他的护航编队，在现代条件下进行海战，有了航空兵的掩护，作战范围将更加广阔，而且这样一来也不需要增加太多的费用，只是一个装备经费使用方向转变的问题。

在刘华清的极力坚持下，总参谋部和国防科工委机关对于海军装备系统开展了深度的研究，同一年，刘华清下令开办了中国第一个“飞行舰长班”，就是为了以后的航母培养人才。

1987年底，刘华清担任中央军委委员、副秘书长，期间对于航母问题仍非常关心，1997年，刘华清逐渐推出了领导岗位，但对于海军的建设仍非常关心。

2005年，航空母舰正式立项，快九十岁的刘华清听后老泪纵横，他在海军中工作了大半辈子，终于能够看到中国的航母出世了，他一直期待着航母下水服役的那一天。

然而他终究没能亲眼看到这一天，带着满腔的遗憾离开了，一年多以后，2012年9月25日，中国首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正式入水服役，中国也成为了世界上第十个拥有航母的国家，战略威慑力大大提高。

然而这一切刘华清将军已经看不到了，如今，我们不仅拥有“辽宁舰”，还拥有了“山东舰”，其他护卫舰、驱逐舰、登陆舰、潜艇及补给舰等三百多艘，真真正正的海军大国，当年您踮起脚尖看别人家航母的情况将不再发生，因为我们也有，今天的盛世中国如您所愿，您看到了吗！

戴季英的人物信息

1949年10月，戴季英为之奋斗20多年的新中国诞生了，他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兼开封市委书记；当时，开封是河南省会；不过，他认为自己在挺进河南敌后时立下了丰功伟绩，应该成为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把手，并且倚老卖老、自我标榜。

1952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员会关于开除戴季英党籍的决定》（2月12日作出），在肯定戴季英“有过相当贡献”的同时，指出他的四大错误：“表现在政治上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和反党的活动”，“表现在组织上严重的宗派活动与家长制统治”， “表现在思想意识上严重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唯我独尊的权位思想”，“压制民主，抵抗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为严肃党的铁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省委决定并经中央和中南局批准开除戴季英的党籍”。

1955年10月1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做结论时说道：“谁不犯一点错误呢？无论是谁，总要犯一些错误的，有大有小。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有陈光、戴季英。除了这样极少数人之外，其他的人都是能够挽救的，都是能够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去改正错误的。”

1959年11月23日，在戴季英被开除党籍7年半后，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推翻了1942年12月《关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对陕北错误“肃反”的责任重新作出结论，其中说陕北错误“肃反”事件，“应当由当时中央北方代表派驻陕北代表团朱理治等同志负政治上的主要责任，直接负责的是陕北保卫局长戴季英、陕北军委会主席聂洪钧”。中央监委的上述审查意见，后得到中共中央批准同意。于是，对“肃反”负有主要责任的帽子重新戴到戴季英头上。

戴季英淡出人们的视野后，在郑州的河南省委家属院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真的应了“大隐隐于市”的古语。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84年4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予以平反，恢复党籍、省级干部待遇，不少人纷纷写信给他，有谈过去的战友情的，有找他作证明的（证明革命经历），有为他鸣不平的。据说，有人甚至鼓动总书记胡耀邦，要他致信中纪委为戴平反。

文革以后，陈先瑞等红25军的老人还去拜访过戴季英，主要是为了撰写红25军军史的事。据说，戴看了初稿后，哈哈大笑：“就你们的水平，能写成这样，已经算不容易了！”

戴季英在晚年接受采访时，对于过去的“肃反”错误，他仍然表示不接受。

戴季英于1997年11月29日在河南省郑州病逝，享年91岁。

1992年11月1日，陈再道上将在《人民日报》发表《大别山的红旗永远飘扬——纪念黄麻起义六十五周年》纪念文章，公开称呼戴季英为“同志”。这一声迟来的“同志”，表达了老同志对戴季英遭遇的同情，也是拨乱反正的声音。

1993年，原中共陕甘边特委委员、在中纪委副主任岗位上离休的张策，在《传记文学》第2期发表文章称：戴季英在“肃反”中虽然犯过错误，但他是我党一位出色的政治保卫工作者，他没有反党，更没有叛党。他是一位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因党内的政治斗争，他成了牺牲品。后人有责任将戴季英在历史上的一些功过是非，客观公正地反映出来，这是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张策认为，红25军与中央红军是后来到陕北的，不了解当地情况，被陕甘晋省委的一、二把手朱理治、郭洪涛所蒙蔽。

1997年7月，《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出版，收入了“戴季英” 词条，称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却有意识地没有配发图片。于是，有的军事历史学者慨叹：难道戴是见不得光的人吗？令人欣慰的是，全书出版时，戴季英还在世。

新四军四个支队的司令员分别是谁，后来都是什么结局

新四军，全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成立于1937年10月。新四军的前身，即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的八省游击武装。抗日战争前夕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老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口诛笔伐。

由此爆发了轰动中外的西安事变。在中共的积极调解下，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老蒋迫于压力，被迫停止了内战政策。经过数轮艰难的谈判，陕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武装改编为新四军，齐齐开赴抗日战场，保家卫国。

新四军隶属于第三战区作战序列，下辖四个支队，总兵力一万余人，由叶挺担任军长，项英担任副军长，是一支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新四军完成改编后，四个支队迅速开往江南抗日前线，纵横于皖南、苏北各地，与侵略者展开了生死较量。下面我们来看下四个支队的具体情况吧。

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罗炳辉，参谋长胡友坚。陈毅，年轻时曾留学于法国，留学期间，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受到当局的打压，被送回国内。回国后，陈老总在蔡和森的介绍下加入共青团，并于1923年入党，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失利后，陈毅与朱德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率起义军余部跳出国军的包围圈，北上湘南发动起义，最终成功转移到井冈山，成为红四军的创始人之一。

红军主力长征后，陈毅奉命留在南方，担任八省游击武装的军事指挥，游击武装改编为新四军后，陈毅被任命为第一支队司令员。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局面，陈毅临危受命担任新四军军长，重组新四军军部，使得新四军顺利渡过难关。

解放战争中，陈毅先后担任山野司令员、华野司令员兼政委、中野副司令员等职务，他善于团结部下，调动部下的积极性，在华野有着极高的威望。1955年，陈毅获授元帅军衔。

副司令员罗炳辉，出身于滇军中，在北伐战争中随朱培德攻占江西，在南昌起义后又率部举行起义，参加红军队伍，凭借出色的军事才能，荣升红九军团军团长。

抗日战争时期，罗炳辉担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开创了对抗日军的“梅花桩”战术，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给日军造成了很大的杀伤。当地老百姓对罗炳辉极为尊崇，称他为“罗司令”。

罗炳辉有勇有谋，指挥打仗迅捷凌厉，军事才能非常突出，可惜在解放战争开始前即病逝，未能在解放战争中大展拳脚。

参谋长胡发坚，江西吉安人，1927年参加革命，1929年入党，在红一军团从连长起步，一直做到了师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胡发坚奉命南下，担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参谋长、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副司令员等职务，1939年在武进县剿匪时壮烈牺牲。

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先是谭震林，然后是粟裕，参谋长罗忠毅。张鼎丞，福建永定人，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入党，1928年，张鼎丞与邓子恢一起，在闽西领导了永定县农民起义，是闽西第一个红军营的营长，也是闽西红军的创始人之一。

红军主力长征后，张鼎丞奉命留在闽西，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新四军成立后，张鼎丞被任命为第二支队司令员。

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南昌起义时只是24师的警卫班班长，参加革命后，在红军中脱颖而出，一路升任红七军团参谋长、红十军团参谋长。谭家桥之战中，红十军团遭到了重大损失，危急关头，粟裕率700将士杀出重围，转移到闽浙地区坚持游击战。

新四军成立后，粟裕接替谭震林担任第二支队副司令员，指挥过水阳镇战斗、横山战斗，先后升任江南指挥部副指挥、第一师师长、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等职务，解放战争中，粟裕打出了战神级别的战绩，横扫苏中、鲁南、宿北、豫东，大战淮海，扫荡沪宁杭，为蒋家王朝盖上了棺材板。

第二支队参谋长罗忠毅，湖北襄阳人，原本出身于冯玉祥的西北军系统，是孙连仲的26路军一名普通战士。1931年，26路军发动宁都起义，加入了红军队伍。罗忠毅在红军中表现十分出色，先后升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福建军区司令部作战科长。

红军主力长征后，罗忠毅被任命为闽西游击队第一纵队司令员，奉命留守闽西，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新四军成立后，罗忠毅被任命为第二支队参谋长，此后，罗忠毅先后担任第六师参谋长、16旅旅长等职务，1941年11月，第16旅旅部被日伪军包围，罗忠毅与政委廖海涛率部与敌人展开血战，不幸装了牺牲。

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广东省文昌县（今海南）人，出身于粤军系统，在粤军第四军做过旅长、师参谋长，参加过东征、北伐、平定商团叛乱等一系列作战，是粤军中的一员宿将。

1926年10月，张云逸入党，1929年，张云逸被派往广西，担任警备大队大队长，与邓政委一起领导了百色起义，成为红七军的创始人之一。

红七军后来离开左右江根据地，进入中央苏区，张云逸先后担任过红七军参谋长、军长、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红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红八军团参谋长等职务。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到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二万五千里长征。

新四军成立后，张云逸奉命南下，担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重组，张云逸升任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军长陈毅返回延安后，张云逸负起了指挥的责任，率新四军收复鄂豫苏根据地，开拓苏浙皖根据地，并指挥了1945年对日伪军的战略大反攻，展示了极强的军事才能。

解放战争时期，张云逸先后担任山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主要负责指挥军区部队的作战，很好地配合了华野的军事行动。1955年，张云逸被授予大将军衔。

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湖南省攸县城关镇人，出生于1902年，1926年参加革命，在家乡组织工农运动。

大革命失败后，谭震林遭到通缉，潜回家乡，继续坚持地下斗争。红四军攻占茶陵后，谭震林被推举为工会主席。谭震林性情刚烈，豪爽仗义，擅长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是一位出色的政工干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谭震林先后担任过红四军第二纵队政委、红十二军政委、福建军区司令员、政委等职务，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谭震林留在南方，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

新四军成立后，谭震林先是担任第二支队副司令员，随即调任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负责第三支队的政治宣传工作。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进步，谭震林被任命为第六师师长兼政委。1942年，改任第二师政委。

解放战争时期，谭震林担任过华东野战军第一副政委、山东兵团政委等职务，与粟裕、许世友等名将先后配合，参与指挥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对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俗的贡献。

第三支队参谋长赵凌波，四川泸县人，出生于1908年，原是一名川军将领。后来，赵凌波率部与红军作战，战败被俘，以俘虏兵的身份参加了红四方面军。

赵凌波参加了红25军的长征，以及长征后的东征战役，升任师政委。新四军成立后，赵凌波奉命南下，担任过新四军第三支队参谋长、江北指挥部参谋长处长、第一纵队副司令员等职务。

皖南事变时，赵凌波被俘后叛变，为了邀功，他再次混入新四军中，企图与反动派来个里应外合，结果事情败露，赵凌波在逃跑时被击毙。

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河南新县人，1928年参加革命，1929年入党，参与了鄂豫皖苏区的创建工作。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失利后，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根据地，转战川陕，高敬亭留守苏区，参与了红25军的重建工作。

红25军离开苏区开始长征后，高敬亭率部留守鄂豫皖，重建了红28军，在大别山地区坚持游击战。新四军成立后，高敬亭所部被改编为第四支队，高敬亭被任命为司令员，在短短一年时间内，高敬亭率部对敌作战上百次，歼灭日伪军2300多人，是一位声名显赫的抗日名将。1938年6月，高敬亭被错杀。

第四支队副司令员戴季英，湖北黄安人，1926年参加革命，是鄂豫皖苏区草创阶段的一位重要人物。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戴季英担任过红74师政委、红25军政治部主任、参谋长等职务，参与领导了红25军的长征。

新四军成立后，戴季英奉命南下，担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副司令员的职务。抗日战争后期，戴季英与王树声在伏牛山地区艰苦奋战，创建根据地，发动群众，是中原解放区创建中的重要人物，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俗的贡献。

中原突围后，戴季英转为地方工作，未在继续担任军职，所以未能参加1955年的授衔典礼。

第四支队参谋长林维先，安徽金寨县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2年入党，是鄂豫皖苏区重建红28军工作中的重要成员。新四军成立后，红28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林维先被任命为第四支队参谋长。

日后的革命岁月中，林维先先后担任过新四军第七师副参谋长、参谋长、华野第七纵队副司令员、淞沪警备区副司令员等职务，1955年，林维先被授予中将军衔。

编者评：由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在抗日战争初期，力量是相对较弱的。但他们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积极抗战，取得了辉煌的抗日成果。

虽然遭遇过皖南事变的打击，但新四军却是愈挫愈勇，迅速克服困难，发展极为迅速。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新四军的部队成为组建东野、华野的重要力量，新四军这个番号，也成为我军 历史 上一个无比光荣的番号，彪炳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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